在现代化新征程中推进公共参与有序化——读《当代中国社会公共参与有序化研究》有感

公共参与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主权在民的法理原则从抽象到具体的现实转换。扩大我国公民有序参与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代具有现实意义的民主实践方式。陈付龙教授撰写的专著《当代中国社会公共参与有序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与群众观，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范式，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采用事实分析、价值分析、历史分析、规范分析、综合分析等研究方法，以公共参与有序化的理论、实践、价值为研究层面，以促进当代中国社会公共参与有序化的具体举措为落脚点，深入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公共参与有序化的这一时代命题。细读全书，该书既体现了作者的学术敏锐度，也体现了作者的理论自觉，全书具有三个鲜明特色，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学术专著。

一是在理论创新中观照实践进路。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理论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灵魂，对当代中国社会公共参与有序化是否可能与何以可能问题作出一种理论回应与实践探索，有助于更好找到推进社会公共参与有序化的直接动力和实践进路。公共性是公共参与的应然属性和价值灵魂，探讨社会公共参与有序化问题，首先需要界定公共参与命题的学科属性与理论范畴，需要采取一个恰当的研究视野，才能从理论层面上对公共参与作出准确的概念定位，否则关于公共参与实践进路层面的探讨也必然会失去理论上的支持。为此，作者在该书中保持了学术研究中的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的高度统一，从与市场性、私人性相对应的关系范畴中去把握公共性的理论范畴，对公共参与有序化的这个时代命题作出了有见地的理论回应，提供了有启发意义的学术见解，提出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民主实践形式，公共参与既是现代国家建构过程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是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的产物。因此，该书从国家与社会的有效分离与高效互动的发展历程中去考察公共参与的历史起源与现实状况，这无疑拓展了现有研究的理论视野。同时，作者在该书中提出作为在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内展开的一种公共行动，推进公共参与有序化的实践进路内嵌于国家建构和社会建构的双重“逻辑”之中，这两种“逻辑”之间并非对立关系，而是融合交汇于公共领域之中，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整体联动共同构成了公共参与有序化的基轴与象限，也规定着公共参与有序化的逻辑预设与实践导向，这无疑为找到一条技术和操作层面上的实践进路提供了“风向标”式的理论意义，有利于提升新时代公共参与有序化建设的实践自觉。

二是在国际视野中凸显中国特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在国际视野中研究好中国具体问题，既需要规避脱离中国国情的国外模式套用，也需要规避闭门造车式的自说自话。这不仅是以国际视野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要求，也是学术研究中应持有的一种开放态度。为此，作者在该书中从合度、合宜、合道、合义的视角，考察了公共参与有序化建设的中国诉求，明晰了公共参与有序化建设的中国图景，并从公共参与容量的有限性与局限性、公共参与行为的随意性与情绪性、公共参与限度的过度性与低度性等维度，指出了当前公共参与有序化建设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及其问题成因。事实也充分证明，在国际视野中讲好当代中国故事，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岀的那样，“要回到我们的本源上去认识，一定要认清，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毋庸置疑，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论断进一步廓清了人们对中国国情认识的思想迷雾，为从学术上探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政党，与西方意义上把政党纳入“国家—社会”二分法中的“社会”范畴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内嵌于国家与社会之中的，领导国家建构和社会发展，发挥中国共产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始终贯穿于当代中国社会公共参与有序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具体过程和内在环节之中。为此，作者在该书中从党的领导制度优势对当代中国社会公共参与有序化问题进行的深入探究，彰显了国际视野中追求中国特色的价值取向，跳出了西方意义上那种把政党纳入“国家—社会”二分法中“社会”范畴的思维范式，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捕捉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协同共治。因此，从党的领导制度优势中解开当代中国社会公共参与有序化建设的逻辑密码，是作者在该书中的一个鲜明的理论坚守和方向定位，也体现了作者深厚的中国情怀。

三是在历史回望中把握发展趋势。回望历史是为了从中汲取前行的智慧与力量，也是为了更好把握未来发展的趋势与方向。基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民主观，作者在该书中考察了“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公共参与有序化的变形镜像、“虚幻的共同体”中公共参与有序化的消解困境、“真正的共同体”中公共参与有序化的和谐发展，勾勒了公共参与有序化的历史发展轨迹、规律与特点，在历史考察中进一步澄清了公共参与问题的某些历史误读，在把握历史脉络与历史规律中提出基于学术进路建构的需要，虽然可以把城邦公民参与作为现代公共参与的一个较为直接的剖切面来加以考察和分析，但不能简单地把城邦公民参与作为现代公共参与的理想形态追求，也不能将其作为现代公共参与的典范而推崇备至，更不能把城邦公民参与简单地等同于现代公共参与，这无疑有助于激发学术界探讨重构现代公共参与方式与途径的热情。同时，作者在该书中指出，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国家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国家的概念与边界具有流动性与模糊性，古希腊时期城邦公民参与充其量是一种公共性阙如的共同参与。但是，作者在该书中对公共参与进行发生学分析时，也充分肯定了古希腊时期公民与城邦之间关系的认识，认为其为后来进一步认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种理论视野和历史启迪，指出从古希腊时期追溯公共参与的历史源头，也是一种从学理上探讨公共参与的恰当的方法论表达，不能在学术研究中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而要在历史回望中把握公共参与有序化建设的发展趋势，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公共参与有序化建设的科学方案，这无疑坚持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学术研究视界。

总之，学术研究的创新与突破往往来源于对社会具体现实问题作出理论上的回应和实践上的探索，陈付龙教授撰写的这部专著既体现了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与群众观的一种理论自觉，也体现了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学术担当，无疑是一部在笔墨间具有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相统一的学术专著。（作者：唐土红）

作者简介：唐土红，男，1976年生，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