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湖西路 讲武堂的精神

虽然今天已无法找到庾恩锡最初设计的那个包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曾将“99”字样印在了包装上，并延续至今。如今，“大重九”的包装，以云南陆军讲武堂标志性的金黄色为主色调，以盾牌图形托起“99”，流露着“重九起义”捍卫民权、争取自由的意境。

如果庾恩锡看到当今的包装，想必也会赞叹。因为，盾牌、讲武堂等元素，就是他心中的“重九”。

讲武堂有一种精神——民族危亡之际的铁血精神。这种精神，庾恩锡有，“重九”自然也有。

在亚细亚烟草公司成立前，云南生产的卷烟，均为手工制造。平常日子，天刚擦黑，手工卷烟人就会来到集市，他们排开坐好，支起木制的简易卷烟机。手上的一把大刀，将晒干的烟叶切得匀整精细，用牛皮纸包好，放进木头盒子的凹槽上一裹，一根香烟就制成了。

这种生产方式，敌不过机器制造的洋烟。

“老刀”的烟标，图案上是个海盗，单手叉腰，另一只手拄着一把雪亮的弯刀站在甲板上，背后是一望无际的海洋。这象征着暴力、侵略与征服的图案，容易让人联想起“大重九”包装上的那面“盾牌”。

无论如何，1922年，庾恩锡推出的“重九”成功了，年产量很快突破3000箱。除了产品本身的品质，后人将其归结为五四运动后整个社会抵制洋货的影响，认为“重九”是在最佳的时间、最佳的地点诞生的一种最好的产品。

如今，“重九”出世，算得上是对当年广告的回应，也暗合讲武堂之精神。

对于讲武堂，庾恩锡无比熟悉，不只因为他身在昆明，也不只因为庾恩旸参与筹办了讲武堂。还因为，他在1929年到1930年间，曾任昆明市市长，对市属翠湖、古幢、金碧等公园进行修建改造，并邀请了研究园艺的书画家赵鹤清襄助，重新设计，彻底扩建了大观公园。

讲武堂与翠湖公园近在咫尺，中间只隔了一条翠湖西路。

翠湖周边的繁华，虽比不上正义路那样历史悠久，但也算个好去处。从1913年开始，11年间，这附近的承华圃运动场每年都要举办“重九光复”纪念运动会，政、学、军、警都会参与。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会一帆风顺。

1929年，亚细亚烟草公司因为缺少贷款、没了税收优惠、原料受限等种种原因，申报停业，“重九”香烟也就此停产。随后，庾恩锡接受了龙云的邀请，担任昆明市市长。

龙云之名，家喻户晓，他成名的过程颇具传奇。1914年秋，昆明城里来了一位膀大腰圆的法国大力士，在讲武堂对面摆下擂台。不过，大力士却被当时还是讲武堂学员的龙云打败了，轰动昆明。这件事，有史料可查。

庾恩锡与龙云的渊源颇深。一方面，龙云曾是庾恩旸的部下，两者的交集多；另一方面，龙云曾向中国空军美国航空志愿队队长陈纳德要来美国弗吉尼亚最好的“大金元”烤烟新种，在云南全面试种推广。回望历史，在云南这片土地上，只有当亚细亚烟草公司发展到红云红河集团，当“大金元”变异成“红花大金元”之后，才终于成就了“烟草王国”的地位。

庾恩锡和龙云，都是对云南烟草行业贡献巨大的人。

可在当时，云南烟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行业本身，还没那么令人瞩目。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每天都有历史发生。那些人们热衷讨论的江山易手、沙场点兵的历史，还有那些没那么为人熟知的历史，就像1935年，张汝汉在昆明巫家坝驾驶一架飞机升空，起飞后升力不够，飞到小街子上空，升高未到100米；飞到草海上空，升高不到300米；最后只能摇摇晃晃飞回机场降落。

此次飞行的意义是，这是云南自己制造的第一架飞机。

此后的1936年11月，庾恩锡因筹办烟厂向银行的借款到期，无法偿还，便用庾园房产，包括全部花木、家具抵偿贷款。庆云街上的亚细亚烟草公司连同庾园，就此消失。像那架飞机一样，亚细亚烟草公司虽没有一飞冲天，但它的所有过往，也都有意义。

担任昆明市市长仅仅一年，庾恩锡便告辞职。对他来说，人生中最具光彩的阶段或许已经过去了。从那时开始，直到去世，庾恩锡或者在政府担任与园林有关的职务，或者赋闲。1950年，晋侯离世，享年64岁。

去世之前，他一直生活在磊楼。从昆明市区出发，一路向南，沿着滇池西岸在碧水青山之间穿行，直抵白鱼口，磊楼就在那里聆听着滇池的桨声和涛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