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热土】有梦在途——昭通纪行（节选）

“磅礴”一词，《现代汉语词典》曰：“形容人和事物气势盛大。”在毛泽东的诗词中，以“磅礴”状物仅有一处，即《七律·长征》一诗中的一句：“乌蒙磅礴走泥丸。”这句诗，一说乌蒙山脉确实气势盛大；二说即便如此，在红军脚下，无非不过渺如泥丸，一走而过。展现了一代伟人震古烁今的凛然大气。

伟人的胸怀和气度无可比拟，但乌蒙山脉确实非比寻常。这座连绵不绝、雄浑巍峨的山脉横亘于云南高原北部和贵州高原西北部。

在可以追溯的地质年代，大约距今2.08亿年前的中生代三叠纪晚期，印支运动爆发，地壳隆起凹陷交替出现，沉积物不断堆积，来自东部及北部挤压，使物质向一个方向集中，加之受重力均衡作用影响，地壳逐渐加厚，新生代以来地面迅速抬升，云贵高原从一个被海水淹没的海湾中猛然崛起，高原形成。更由于在距今3600万年至5300万年前发生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云贵高原再次被抬升。在这两次沧海桑田的地质运动中，乌蒙山脉风头无二，强势将云贵高原分割为云南高原和贵州高原。乌蒙这座层峦叠嶂的山脉，不仅分割了云贵的地理，还使得印度洋暖湿气流和西伯利亚寒流在此相对静止，造成云南温暖干燥、贵州阴冷潮湿这种迥异的气候特征。无论地理、无论气候，乌蒙山脉都是天造地设的巨大屏障。

从古至今，由中原和巴蜀进云南，必须翻越乌蒙山这一巨大的屏障。李白毕生没有到过云南，他辗转踯躅于巴山蜀水之间，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倘若他由川入滇，伫立乌蒙山前，“望断南飞雁”，他可能就会痛感蜀道难，而滇道更甚，或许就没有《蜀道难》这一千古名篇了。

金沙江，亘古流淌。

源自青藏高原格拉丹东雪山的金沙江，以一涓细流，携世界之巅冰川之灵气，一路汇集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众多河流、溪流，逐渐磅礴成势，一江大水，汹涌澎湃，冲破万山阻隔，一路向前，在云南昭通的水富直出乌蒙山脉，抵达四川宜宾，与岷江汇合，由此改头换面，成为长江，乃中国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浩浩荡荡，绵延几千里，穿越神州大地，汇入东海。

金沙江，润泽了云贵高原的三迤大地，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苍生得以生存繁衍。山水灵动，仿佛凝聚为一支如椽画笔，绘就了惊艳神州、世人向往的奇彩云南，风景这边独好。

金沙江，似乎太过强悍，亿万年来，不知疲倦地反复切割、冲刷阻挡它的巍巍群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于是乎，大水冲破莽莽群山，扬长而去，留下了几千里令人头晕目眩、叹为观止的大峡谷，飞鸟不渡，人鬼俱愁。

云南昭通，就深锁在乌蒙山腹地，这里的住民，远古以来就与大山、大水、大峡谷相依相伴，沧桑天地，荏苒岁月。

昭通古朴神奇，历史文化悠久。1982年出土的一枚人牙化石，距今10万年，称为“昭通人”，填补了云南猿人阶段到晚期智人阶段之间的空白，说明昭通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大约距今一万年到四千年的六千年之间，昭通的先民已经广泛使用磨制石器，并懂得了制陶、纺织、农业和放牧等技术，开始了邑居且定居生活。西周末至春秋初，昭通的杜宇部落入蜀，“教民务农”，得到蜀民拥戴，成为“蜀王”，号“望帝”。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命蜀郡太守李冰开凿僰道至昭通；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派常颌将僰道由昭通延伸至建宁（今曲靖），史称“五尺道”。沿“五尺道”，中原文化南渐，昭通得风气之先，是云南最早、最充分接受中原文化的地区。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改变汉初“闭蜀故徼”的封闭政策，重开“南夷道”，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扩大中原与西南边远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西汉王朝在昭通设朱提县（郡），昭通首次纳入中央政权管理之下，汉文化影响蔚然成风。从此以后至唐天宝年间，昭通均以“朱提”冠名，前后800余年。其间，汉晋两代，昭通出现发达的农业文化、灿烂的青铜文化，闻名全国的朱提银，儒学的兴起和传播，表明当时的朱提地区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形成影响久远的朱提文化。这可以从后来出土的汉“孟孝琚碑”、晋“霍承嗣壁画墓”得到佐证。

当时的朱提文化，是以成熟的汉文化体系为主要特征，受滇、夜郎、巴蜀、荆楚等诸多文化因素影响，包容多种周边文化因素的复合型、地域性文化。唐宋时期，南诏、大理两个地方政权先后称雄云南。这个时期，昭通渐与中原文化疏离，也未能充分融入南诏、大理文化。唐宋两代施行“羁縻之治”导致中央政权建置中断五百年，到清雍正九年完成“改土归流”，前后千余年。

这个时期，昭通的土司制度形成并逐渐完备，因用兵、屯田、民族迁徙而形成的土著文化、移民文化、民族文化同样是昭通历史文化资源中极为宝贵的财富。值得一提的是豆沙关袁滋题记摩崖，作为唐中央政权与云南地方政权关系史中一项重要的实证文物，又是唐贞元间中原和巴蜀与云南交通史的真实记录，学术界认为有“维国家之统、定疆域之界、鉴民族之睦、补唐书之阙、正载籍之误、留袁书之迹”六大历史价值。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实行“改土归流”，“诏改乌蒙府为昭通府”。清朝雍、乾、嘉三代，实施了一系列安定社会、发展生产、繁荣文化的政策，昭通社会经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仿佛走进了朱提文化的又一个轮回。

然而好景不长，晚清政府的腐败、社会的动乱，昭通经济文化发展进程由此中断。民国时期，昭通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云、贵、川三省边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时有“小昆明”之称。近现代以来，昭通风起云涌，群英荟萃，诞生和哺育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有名垂青史的中共早期云南地方组织领导人刘平楷、李国柱；有中央军委确认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位军事家之一的罗炳辉；有民国时期先后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卢汉；有国学大师姜亮夫，著名学者肖瑞麟、邓子琴、张希鲁、谢饮涧，时代英雄徐洪刚等。这些雄才俊杰，使得昭通人文增辉，山水殊胜。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昭通，中共中央在威信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扎西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留下宝贵的红色基因、红色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昭通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受历史文化的熏陶，时代风云的召唤，一大批本土作家书生意气、在文坛崭露头角，形成引起广泛关注的“昭通作家群”“昭通文学现象”。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至今还潜移默化地浸润着这片乌蒙山腹地，焕发出时代的绚丽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