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展品
折柄立鸟铜弯刀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前221年)
昌宁县大甸山墓地出土
保山市博物馆藏
椭圆形銎,曲尺状柄,刃部残,两侧有几字形血槽,刃尖已残,似卷曲。刃背有四个鸟形装饰。此件弯刀应不是实用器,带有明显的礼仪属性。
金双耳罐形串珠

东周(公元前770年—前256年)
宁蒗彝族自治县干坝子墓地出土
宁蒗彝族自治县博物馆藏
双耳罐是滇西北山地居民最典型、最常用的生活用具,具有特殊的情感内涵。不论是从体积和材质上看,这组串珠金双耳罐已超越了日常使用的本意,被赋予了贵重、神圣的意味。
动物形铜杖首



战国—西汉(公元前475年—公元8年)
祥云县红土坡墓地出土
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藏
动物形铜杖首是流行于洱海地区的典型器物。杖头由动物形装饰和圆柱形銎管组成,杖首的銎部中空,可纳柄,动物立于銎管顶部,动物形象多为鸡、鸟等。杖首出土量大,仅红土坡墓地14号墓就出土194件。杖首可能是作为礼仪用具使用,类似杆头饰,或是用于节庆或祭祀等场合,或是作为明器在墓葬中使用。
人面鱼形四鸟纹青铜当卢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广南县阿科乡普圈村采集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藏
当卢是古代固定于马额及鼻梁上的饰件。该器物上宽下窄,整个造型呈鱼形,上部形似鱼尾,器物正面阳刻人面形象,纵目,其中一目折断,张口露齿,额头装饰“羽毛”,面部下方有四只连体鹭鸟,器物背面上下各有两个三角形竖鼻。此器物工艺精湛,纹饰特别,是当地先民精神世界的重要礼仪性器物,对研究文山早期青铜铸造工艺及滇东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变迁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圆形兽面纹扣饰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曲靖市八塔台墓地出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人(兽)面纹扣饰是曲靖地区最富有特色的装饰品,它们可能用于一些重要或特殊的场合。曲靖地区出土的扣饰多为圆形,纹饰细密而复杂,扣面中部多施人、虎、猴、狐等面部纹饰。这种类型的扣饰在呈贡天子庙、师宗大园子等墓地也有发现,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见证。
铜房子扣饰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晋宁区石寨山墓地出土
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房屋模型整体为干栏式建筑,二楼中间为单井井干式楼室,人物17人。栏杆上顺序排列一牛头、一整只牛前腿、一整块牛肋和一整只牛后腿。房屋正前方有一上宽下窄的板子,以雷纹作底纹,透雕一蛇蜿蜒上行,蛇口衔一鱼。此模型展示的是祭祀宗庙活动的场面,出土于石寨山6号墓,其表现的人物活动当与滇王有关。该房屋模型所展示的滇国祭祀仪式与中原地区的仪式较为接近,说明滇王及滇国贵族也有与中原相似的以“宗庙为先”的礼制观念。这种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历史民族心理素质有着非常深远的根基。
宴乐祭祀贮贝器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晋宁区石寨山墓地出土
云南省博物馆藏
这件铜鼓形贮贝器鼓面中心有一孔洞,原应插有柱形物,象征社柱。鼓面纹饰为滇人宴乐歌舞的场景,鼓胸纹饰为牧牛牧马的画面,鼓腰纹饰主题为“籍田”“亲耕”的祭仪。这件器物为我们了解滇人的生产生活及祭祀礼仪提供了重要线索。
铜纺织工具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晋宁区石寨山墓地出土
云南省博物馆藏
滇人多用腰机纺织。织布时,席地而坐,脚蹬经轴,卷布轴用绳绑在腰间固定于腹前。挂上经线后,用腰腹和腿的力量绷直。分经棍将经纱按奇偶数分成两层,用提综杆提起经纱形成梭口,以纡子引纬,打纬刀打纬。
鎏金二人盘舞铜扣饰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晋宁区石寨山墓地出土
云南省博物馆藏
扣饰上这两名舞蹈者的服饰相同,头后梳条形小髻,高鼻、深目,着紧身衣裤。腰部束带,身侧佩剑,剑带悬于右肩。双手执圆盘,腿部弯曲,作边歌边舞状。从两个舞蹈者的形象特征与装束看,应是异域来客,有学者认为他们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塞人”。此铜扣饰对于研究滇国的文化交流和汉代的盘舞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滇池以亭行”简牍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晋宁区河泊所遗址出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这是秦汉文书传递时使用的署。简文“滇池以亭行”居中大书,为收信地址与传行方式,“滇池”指滇池县廷,是收信地址,传行方式是“以亭行”。反映出汉代在益州郡已建立较完善的邮亭系统。这枚简的出土地极可能就是滇池县廷,是判断遗址性质的重要证据。
“滇国相印”封泥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晋宁区河泊所遗址出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相”为王国中最高行政长官,为天子代置,王国内的事均由相负责掌管,同时辅导、监督诸侯王。这是出土文物上第一次出现“滇国”两个字。从“滇王之印”到“滇国相印”封泥,可以看出汉对西南夷的经略:一方面保留滇国、滇王称号并予以相应待遇,“以其故俗治”;另一方面,设立滇相等行政体系直接管理,对滇王形成牵制。这是古代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治理的早期实践。
“益州”云纹瓦当

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
晋宁区河泊所遗址出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瓦当顶部有小篆书写的“益州”二字铭文。在汉代,只有官署能使用标志性文字建筑。“益州”瓦当的发现,为确认河泊所遗址是益州郡郡治提供了重要实证。
“益州太守章”封泥

东汉(公元25年—220年)
晋宁区河泊所遗址出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该封泥为益州郡太守所用。郡的起源与军事守土有关,故郡的长官叫郡守,守就包含守土之意。太守为一郡的最高官吏,秩二千石。益州太守即益州郡的最高长官,系中央与县的中枢,上则执行中央命令,下则监督所属各县,凡民政、财政、司法、教育、选举、兵事,甚至风俗民情等等,无所不管。
“建伶髡(kūn)钳吴屯代杨闵”简牍

东汉(公元25年—220年)
晋宁区河泊所遗址出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建伶县的吴屯代替杨闵受髡(kūn)钳城旦刑。髡钳城旦是一种劳役刑,刑期五年。“髡”指剃除头发,“钳”指脖子上戴枷锁,“城旦”刑是让刑徒在边境筑城和警备的刑罚。这片简牍的出土表明,置郡之后汉朝律法在云南地区同步实施。
陶陂(bēi)池水田模型

东汉(公元25年—220年)
晋宁区左卫山墓地出土
昆明市晋宁区博物馆藏
置郡之后,汉族移民带着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进入西南夷地区。随之,因地制宜的陂(bēi)塘水田灌溉系统在云南应运而生。它充分利用了云南多山多雨的地理特点,通过陂塘蓄水、沟渠引水,有效解决了山区灌溉难题。盘中一道坝将其面分为两半,一半为陂池,另一半为水田,两者之间有一“八”字形放水口,使陂池与田相通。这件文物反映了东汉时期农田水利及养殖的状况。
铜孔雀灯

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
个旧市黑蚂井墓地出土
个旧市博物馆藏
整个器物外形仿孔雀造型分范铸造而成。通体錾刻满了精美的羽毛纹,轮廓清晰,为细线浅刻。双足并立,与尾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支撑面。头部回眸下顾,嘴内衔着喇叭形灯罩,垂直对准灯盏上方。颈部由两段套管衔接,可以自由转动和拆卸。灯罩与颈部及腹腔相通,腹腔中空,可以贮水。当背部的灯盏点燃时,烟火经灯罩纳入颈管,再由颈管导入腹腔,最后溶入水中。既环保无烟,又优雅美观。另外,广西合浦望牛岭汉墓也出土了一对类似的铜凤灯,墓主人是西汉晚期郡守一级的高级官吏。这一对铜凤灯同这件器物存在联系,都是汉代首创的“消烟灯具”,是世界上较早的节能环保灯。


资料提供:保管部
整理:郑舒文 编辑:杨粟
审校:平力 曾天华 和晓曦
终审:叶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