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览群书』方国瑜先生与云南的金石文物学研究

在云南史地学的发展中，方国瑜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他的治学领域遍及语言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史料目录诸领域，他撰写了《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彝族史稿》《纳西象形文字谱》《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云南民族史讲义》等著作，迄今，它们仍是学人治学必读的佳作。

云南金石文物亦是国瑜先生的研究类目，其成果主要见于以下著作中：

方国瑜先生于1938年底进入云南通志馆工作，参与《新纂云南通志》的纂修及审定，主要负责疆域沿革、宗教考、族姓考、金石考等目的编撰。

云南金石，远古无考，有之则自汉始。历史上纂修的云南省志，未列“金石”专目。《新纂云南通志》将“金石”专列为一门，可谓开其先河。

方国瑜先生认为，金石之学用以补史志之缺，不可厚古薄今。他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序言中这样写道：“前人所作金石书录，以古为贵而贱后代，此好古之偏见也。李先生（李根源）《景邃堂题跋》卷二《跋大理崇圣寺碑》，讥王昶、乾大昕、阮元诸人鄙视元、明碑刻之失，乃说：‘金石之学，非所以供爱玩，将补史志之缺，如以元以来碑不足道，则元以来史不足讲乎！’此卓识之论。所编《云南金石目略》，著录元明清石刻及器物至二千三百种，有见地之作也。”

因此，先生编撰的《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搜录前人题跋，并逐件撰写跋文，编录为前期（汉-唐天宝）五卷，中期（南诏、大理）六卷，后期（元、明、清）九卷，共计20卷，可谓迄今为止收录云南金石较完备的志书。

方国瑜先生认为《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资料较前此志书为完备，而缺点甚多。”（见《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前言》）

新中国成立后，组建了云南文物管理委员会、云南文物工作队、云南省博物馆等专门机构，开展收集、调查、发掘、研究等工作，云南文物考古事业取得了巨大发展，历史文物资料较此前丰富，为编纂文物目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因此，方国瑜把握时代机遇，对《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等旧作进行改造，“着重探索史料之来源及时代背景、作者之思想观点、史料之阶级内容及其使用价值，进行分析批判，提出粗浅意见。”（见《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前言》），编撰了《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文物篇》，其中收录了印章、货币、石刻碑文、砖瓦泥封、兵器、农具、章则、股票等，兼收并蓄。

重要的是，他采取了辑录、解释、鉴别、校勘、评论等撰文方式，博采众说，评其是非，阐述自己的观点，言必有据，信而可征，该书是研究云南文物的重要参考书。

史料目录学在中国古已有之，传承数千载，但近代以后，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传入，传统文献学的地位日见衰落，并被看成是烦琐考据或“雕虫小技”，很多学人对这种“皓首穷经”只为“他人做嫁衣”“韦编三绝”也许终还“昧昧无闻”的学科不屑一顾。

方国瑜先生认为“史料目录是研究史学的基础”，“要求史学研究不断发展，有赖于基础——这门类例科目不断发展”，“所有知识都是属于社会的，来自社会，归于社会，非个人所得而私有”，（见《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前言》）因此，他一生将大部分精力致力于这门学科的研究，秉持着“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的理念，编撰了《云南史料丛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等史料目录著作，为后辈学人的深入研究做了基础性的工作。

方国瑜先生自谦自己“资质平庸”，他曾在《略述治学经历》一文中这样写道：“国瑜生于边僻之乡，儿时因疾病折磨，资质粗笨异常，习惯于孤独生活。年九岁始发蒙，因不懂汉语，只用本民族（纳西）语言讲解汉字，颇感困难。”

方国瑜少年时期曾师从和让（德谦）先生习诗词六年，少有佳作，因此，和让先生曾赠言：“瑜生性质朴，缺乏’才’、’趣’，而肯勉力，’学’、’理’可就；一生功力，能为学人，不宜为文人。”

对于老师的赠言，方国瑜一生拳拳服膺，未曾忘怀。因此，他以“困而好学”之志自勉，刻苦治学，孜孜不倦，每日工作日程是“一、三、五、七”，（见林超民《方国瑜先生传略》）即清晨工作一小时，早餐后工作三小时，中饭后五小时，晚饭后七小时。这样的工作强度，令学人汗颜。也因为如此，先生才给我们留下了如此多的经典著作。

链接：一览群书第55期：滇史巨擘——方国瑜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