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昆明的故事丨老昆明的街市和行业聚集

清代后期，昆明城内外的行业已经发展到50多种，并且出现了一定的行业聚集于某个街区、某几个点的现象。据有关资料记载，清光绪年间，南门顺城街、西门凤翥街一带为迤西马帮的主要站口，城东的大板桥为迤东马帮的主要站口；昆明的米市集中在南门、小西门、小东门三处；菜市集中在三牌坊至四牌坊一段、南门外三市街、大东门三处；猪肉市、花市集中在三牌坊至四牌坊一带；鱼市、灯市集中在三牌坊；海味、干果、煎销、金字、银匠行业集中在三牌坊上街；绸缎行业集中在三牌坊下街；芙蓉铺、脂粉铺、绒线铺、纸笔墨铺、药材铺、糕饼酱菜铺、布铺、烟叶芦茶铺集中在四牌坊至马市口；羊肉市集中在南门外羊市口；旧衣市集中在福照街；旧货市和铜锡器铺、箱铺、新号铺、玉器铺、皮革铺、缅货集中在二纛街（今民权街）；轿行、灯笼店、饭店、金箔店、衣帽铺集中在总督署附近街道；绸缎铺、布匹铺和花纱铺集中在三市街；金箔锡箔手工业集中在甬道街；象牙器集中在文庙街；帽业、象牙业、翠花业、油布业集中在文庙正街；攒裱画匠、绣花集中在书院街；靴鞋铺、帽铺、皮革铺集中在东院街；布铺、纸铺、干果铺集中在按察司街口而下至正南门前；白铜器业、篾帽业、毡条业集中在南门月城；川杂货集中在凤凰桥两边和四川街；印花布集中在中堆；丝棉线铺集中在珠市街（今宝善街）；玉溪布及裹脚线带等集中在玉溪街；药材业、土杂货业、麂皮衣物业集中在打带巷到顺城街的街上；广洋杂货集中在广聚街。（见陈树志《清代—民国时期昆明城会馆研究》）

老昆明集市上的豆腐摊

清末昆明街市

清代末期，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侵略中国，把情报工作延伸到中国内地，做到了云南。他们派出领事官员和特务学校同文书院云南班的学员来到昆明，除窥探城镇、地貌军事情报外，对居民、风俗、寺庙、商业、服务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农业、林业、副业、渔业的情报也很重视。近年来，日本间谍镜头下的昆明照片被发现，其系统和缜密，令人心惊。至于文字情报，可以从清宣统二年（1910年）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编辑的《云南概况》中看出来（见《昆明市志长编》），其中对昆明城内的商业分布描写得十分详细：

老昆明的临街店铺和斗笠地摊

1. 南正街、三牌坊：从南门直线向北，省城第一繁华街道也。洋纱铺三十余家，丝线铺二十余家，其余为洋杂货铺。

2. 四牌坊、马市口：四牌坊有陶瓷器铺十家左右，马市口有洋纺铺数家，外有书铺、药铺及劝工局售货处等。

3. 辕门口、东院街：辕门口以帽靴铺为多。东院街开设洋广杂货铺。

4. 西院街、福照街：西院街以棉衣铺为多，并有马鞍店两三家。福照街则售上等衣类及蒲团等。二纛街以玉石器、铜器、衣类店为多。

5. 长春坊、树（熟）皮坡、东门正街：此街以饮食店、古玩店杂其间，并有盐行数家。

6. 粮道街：此街以客栈、夫行为多。

7. 书院街：此有刺绣店数家，余则书画装裱店为多。小西门正街则开设小店铺杂其间，登仕街为资本家住宅。

8. 南门外：三市街有米商及饮食店数十家，至售蔬菜，多设露天地摊。云津街接滇越铁路终点站。太平铺、盐店街（真庆铺）盐店为多。

9. 东门外：金牛街贩卖牛、马、羊等及制革业为多，猪集街则杂开小店。

10. 西门外：永平街、庆丰街有米商数家。

总之，大商店多在南门外，此地与车站相近，且开辟为商埠，省城商业，将向此方面发展。

南城墙内外的商业闹市

从今天的近日公园向东经南屏街、南太桥到东风广场，这一带堪称昆明的“心腹要道”。然而民国初年，这里还只是一堵城墙，即昆明的南城墙，城墙外还有一条护城河。

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南城墙内外一直是昆明的商业闹市。南城墙内的正义路、高山铺，城墙外的三市街、宝善街、广聚路（现在的金碧路中段）等地段，都集中了许许多多坐商、行贩，很有些繁荣景象。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进口的棉纱、布匹、烟草和各种日用消费品，都先运到昆明，再分别运到省内外各地。四川、西康一带出产的黄丝、麝香、皮革也多从昆明出口。当时的南城墙一带，就是这些进出口货的集散中心，热闹一时。

南城要道“四牌坊”

旧时昆明城北部以庙宇、食馆、茶园居多，一般居民较少；南部商业繁华，人口密集，全城人口的十分之七都聚集在这里。最繁华的去处就在今天的正义路一带，早先叫“南城要道”，昆明有名的“四牌坊”都集中在这里：

“一牌坊”是金马坊和碧鸡坊，在今三市街和金碧路交叉口两侧，处于同一横线上。

“二牌坊”是忠爱坊，在今天的近日公园南边。

“三牌坊”是天开云瑞·地靖坤维坊，在今天的正义路与威远街、光华街交会的十字路口。

“四牌坊”是万寿无疆坊，在今天的马市口，其附近旧时有不少纱、线铺子。

四个牌坊的所在地都是昆明的重要街市。

金马碧鸡坊和忠爱坊号称“品字三坊”，三坊之地虽在老昆明南城之外，但自古商业十分繁盛，店铺之多，有“行于其间，直无一步与两廊铺户相违之”赞。到清代中后期，战乱频繁，兵荒马乱，这里一度败落。滇越铁路通车后，这一带被辟为商埠，才又重新繁荣起来。

天开云瑞·地靖坤维坊原来的坊名是“怀柔六诏”“平定百蛮”，来势汹汹，为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产物，出自云贵总督范承勋之手。清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时，布政使王楚堂新题“天开云瑞”“地靖坤维”（清道光《昆明县志》）——“天开云瑞”是“清”，“地靖坤维”也是“清”，却一改原坊名的煞气，而有国泰民安、吉祥安静之意。1916年，此坊再得重修，抗日战争时期因日寇轰炸受损，后被拆除。

“三牌坊”下的肉摊

清代末年和民国初期，三牌坊下都是肉案、菜摊，是当年昆明最大的农贸市场。牌坊两侧支摆肉案，肉案两头，接连菜摊。昆明四乡农民肩挑手提，带来新鲜蔬菜、鸡鸭禽蛋。附近又多有店铺，如“允香斋”酱菜铺，其制作的玫瑰大头菜后来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拿了金奖。还有“永香斋”，经营干果，“忠信祥”经营宣威火腿，（老板刘姓，人称“刘火腿”），“仁和园”经营过桥米线等等。牌坊左右，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热闹非凡。

清道光《昆明县志》记载：“滇俗旧重牲畜”，马、牛、猪“皆以群计”，春夏放养在山谷中，秋冬放养在收割后的水田有草之处，“皆饲诸野”，可称五畜兴旺。市场上的猪肉，每斤六十钱，大尾羊贵一倍，“常羊亦与猪肉值等”，就是“贫儿小有赢余，无不举肉食者”。清末三牌坊下的肉案就有二三十张，当时昆明街头流浪狗不少，都跑到这里寻食。收市的时候，但凡案桌上还有肉屑骨渣，肉案摊主全丢给流浪狗享用。这样，大批流浪狗闻香而来，聚集于此，据说有百条之多。这些流浪狗夜晚就睡在肉案边、屋檐下，但有响动，百犬齐吠，惊动一方，夜里行人，多半要绕道，小偷小盗也难得手，于是一方安宁。

据说每月初二，肉案摊主要请乞丐打一次牙祭（吃肉）。这天丐帮帮主会带着几十个乞丐到肉案前，对摊主说几句吉利话，就可以讨得一点肉吃。

其实，肉案摊主的日子也不好过。昆明小东门外盘龙江西岸立着一块清代税务告示碑，此碑立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三月二十八日，刻有昆明县正堂告示，要求整顿生猪屠宰行业税厘，完税后须经“验明盖用图记，按名取结注册，并录名发给牌示各肉案备查”，屠宰户还必须“遵公会立定条规办理，不得隐瞒税课功德”，倘有违犯，“定予查究不贷”。在老昆明人的眼里，屠宰杀生不吉，而捐公德可以赎罪。但一个税，一个功德，已让人不堪重负。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昆明县府衙门在税收之外，又对肉摊大加勒索：每天“上供”肉十五斤、油三斤，还动不动就格外添取肉油，多则五六十斤，少则二三十斤，出价不过是市场价格的四成而已。商贩们为此负债累累，债主终日盈门，商贩避无可避，只好上书求告。

学者眼中的老昆明街市

提起民国初期的昆明城，在昆明长大又到南京教书的学者周光倬有一段回忆。他说：“20世纪初的昆明城是非常冷清的，人烟亦不密，城内有些地方，像双水塘、蒲草田（今翠湖以南），大西门和北门，都是很僻静的，每天黄昏以后，就少有人走路。城外只有三市街，小西门外到老篆塘（现在已填去），东门外到珠玑街口，比较热闹。自滇越铁路通车后，南门外的变迁最大。云津市场改为宽而直的金碧大马路，接到火车站。南教场因为开了护国门，也为之改观，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后青年会所新厦成立，这一带地段，原先本是杀人的刑场，现在地运亨通，慢慢地变成昆明市最引人注目的银座街了。”

早年昆明城里还有不少草房，周光倬说：“我们幼小读书的时代，还记得城内西北角，有许多的草房陋屋，后来因为容易发生火情，难以防范，才严加取缔，草房在城内的灭迹，不过是抗战前数年的事。城内的空地，十年前因为各县地方的不靖（不安定），移来昆明避难的百姓增加，又因铁路交通的便利，在此建筑住宅，早已密集布满了，才向城外东南区发展。”后来修筑环城马路，“市区范围第一步的扩充以后，昆明市区的繁荣已萌芽，人口也增加到十五万左右。地皮高涨，房价也略有增加。但是那个时期，昆明仍保持着农村都市的状态，虽然情形渐变，并不十分显著。”那时“租房并不困难。三间正房，每月的租金不过国币八元左右，大家还觉得房租太贵”。抗战初期，“昆明市区，街肆外表，相当辉煌，金马碧鸡两坊以迄近日公园，殊整洁美观。自近日楼向北一望，亦非常壮丽鲜华。护国路为后起之秀，有银行区之称”。但“抗战以来，情形惨烈地转变，住的问题，一天一天地严重，供不应求，外来的人，感到十二万分的头疼苦恼。所以地皮房价的高涨，超乎寻常以外，为京沪所无。现在可谓登峰造极，一般人推想还在无形中涨着，我想照这样下去，不论本地或外来的住民，靠薪工维持生活的，实无法应付了”（周光倬《扩大昆明市区的一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