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周刊】丽江版大藏经《甘珠尔》与普济村

丽江日报

丽江版大藏经

《甘珠尔》与普济村

杨福泉（昆明市）

一

2016年10月，“纳人祖先文化考察队”来到拉萨，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去拜谒收藏在大昭寺的丽江版大藏经《甘珠尔》。要看到这部大昭寺的镇寺之宝非常不容易，因为，有3位高僧保管着藏经室的钥匙，必须3人都在才能打开藏经室。原来已经请宋明先生等联系，约定好了时间，不巧3位掌握着钥匙的高僧中的一位临时有事离开了拉萨，我们只好决定先去阿里拜谒冈仁波齐神山，返回后再来看《甘珠尔》。

回到拉萨，好不容易等到3位都在的一天，我们去看了这部在藏区闻名遐迩的佛经巨著。我们不仅看到了丽江版大藏经《甘珠尔》，也看到了装放这一套经典的暗红色的箱柜，全套《大藏经》是装在这些红漆箱柜里从丽江驮来的。现在，除了摆在玻璃柜桌里的3卷外，其他经书仍照当年的包装方式置放在这些箱柜里。

我们看到，在这套明代丽江土司木增主持刊印的大藏经《甘珠尔》的引言上盖着一颗大印，上面镌刻着“明国忠臣”4个字。由此可见，木增一直以“明国忠臣”自勉自励精忠报国的情怀和夙愿。当时没有想到这套大昭寺的镇寺之宝与丽江市古城区的普济村和普济寺之间会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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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地有“木天王”之誉的木增，一生对藏传佛教作出的一个大贡献是在丽江主持刊印了雕版的大藏经《甘珠尔》。这也反映了他笃信藏传佛教、推进藏地佛教发展的一片虔诚之情。此举被藏学界学者誉为滇藏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

明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木增主持刻印了藏文《大藏经》（史称丽江—理塘版《甘珠尔》），成为滇藏政教关系史和纳西族、藏族文化史上被藏族人民颂扬的重要人物。

刊印《大藏经》的工作始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完成于天启三年(1623年)，从刻印到完成历时15年。这是在藏区正式第一次雕版的《甘珠尔》,共108函，包括1000多篇藏传佛教经典文献。由于藏族人称呼丽江地区为“姜”或“章·三赕”，所以，又按元代的记载写法译作“章·三赕”，这完全是藏语的音译，这一版也就称为丽江（三赕）版《甘珠尔》。（王尧：《藏文大藏经丽江—里塘版《甘珠尔》经述略》）

丽江版《甘珠尔》大藏经是纳西族木氏土司和藏传佛教噶举派首领密切合作的成果，是滇西北以纳西族为主的各族人民与西藏人民之间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见证。藏族学者也认为，丽江版《甘珠尔》的刊印是滇藏政教关系史上的一大创举。明代丽江版《大藏经》是丽江多元文化的重要见证，见证了纳西族与藏族友好交往的历史，是滇西北地区与西藏地区文化交流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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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丽江版《大藏经》不仅仅珍藏于大昭寺，而且还流散到了国外。藏族学者东嘎·洛桑赤烈著文说：在第十饶迥土鸡年（1609），第六世红帽系活佛却吉旺秋在杂日措噶时，接受了丽江土司索南热丹（木增）提出的刻印一套《甘珠尔》并由西藏提供一个可靠底本的要求，先将前第悉帕莫竹巴的阐化王扎巴迥乃时期经过郭译师、宣努贝和噶玛巴米觉多吉、红帽系的京俄却吉扎巴等人多次校订过并存放在琼结秦达瓦孜的一套甘珠尔送给了丽江土司。木增以此为底本刻印了一套《甘珠尔》，起止用了15年。（东嘎·洛桑赤烈：《藏文文献目录学》）

明万历年间，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大师请求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出兵帮助格鲁派（黄教）排除异己。固始汗便率军于1639年至1642年间经康区入藏，并于拉萨哲蚌寺建立黄教政府即甘丹颇章政权，统治了青海、康区和卫藏大部分地区。到了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和硕特蒙古南下的军事首领达尔杰博硕克图汗（固始汗的裔孙）兵临云南，在丽江见到这一套《甘珠尔》，认为是可居的奇货，应掌握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于是，下令用骡马驮运到四川理塘存放。从此，这一部《甘珠尔》就名之为理塘版或常常称为“丽江—理塘版”。

我们在大昭寺看到丽江版《甘珠尔》108卷经书装放在54个皮壳上涂着大红色照金漆的银锁木箱内。经文为红色，每卷都系有纯金带扣的布匣，外面裹一幅红缎。据说，当时用54匹马从丽江千里迢迢运到拉萨。这套《甘珠尔》成为了目前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版本，也是大昭寺的镇寺之宝。

主持刊印大藏经《甘珠尔》的木增对藏传佛教的笃诚信仰，以及他置身在明朝衰落时期的悲观惆怅心情、寄情山水佛道的思想，可从他在自己主持刊刻的藏文《甘珠尔》后所写的《三藏圣教序》中看出：“粤木增夙作何植，生兹末叶，既不睹菩提树之嘉会，又不聆坚固林之法言，徒切影坚胜军之弘护，空慕给孤宝积檀施，未尝不瞻金像而哽泣，披灵文而惨伤。叨承三宝之洪庥，为一方之地主，愧乏无忧之兴建，匪踵戒日之博济，每于政暇之际禅观诵诗，深痛无常，晓夜惕虑……由是，谨率僧俗人民斋沐虔诚，仰对十方三宝、诸天善神敬立誓愿：凡世尊释迦牟尼如来金口所宣经、律、论三藏梵荚，缮录翻刻。”

藏学家王尧教授指出，木增在这里表现的目的还是很明确的：“以此功德，回向实际，庄严菩提。上报四重之恩，下拔九幽之苦，饮铜吠铁，悉孕莲池，戴角披毛，俱生极乐。仰祝皇帝万岁，太平千秋，物阜民安,河清海宴，无选不悦、无远不来；次期祖爵绵永、家国利亨。卜世卜年，同玉岳之悠久；世子世孙，等金江之继续。五方宁谧、百姓康和。” （王尧：《藏文大藏经丽江一里塘版甘珠尔经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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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丽江市古城区普济村是历史文化名村，位于该村普济山麓的普济寺是藏传佛教噶举派著名的滇西十三大寺之一。据洛克的介绍，普济寺的藏语名称为塔尔培兰辛林（意为守路人的喇嘛寺。又一说，意为“解脱修行院”），坐落在丽江古城西6公里的普济山密林中，青峰叠翠，风景优美，是距古城最近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其中，以高僧圣露活佛和他重修的铜瓦殿、树龄有247岁的百年云南樱花著称于世。

普济寺始建于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嘉庆十一年（1806年）重修，道光十四年（1854年）拓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由普济寺掌寺高僧圣露活佛重修殿宇，大殿覆以铜瓦。

从相关的史料看，木增是在丽江刊印雕版《大藏经》的，而印刷《大藏经》所用的纸也应该是在丽江造的。《元一通志·通安州》（今丽江坝、拉市等区域）载：“土产马、猎犬、纸。”说明丽江在元代就已经有纸。除了东巴纸外，根据民族志调研资料，丽江古城的李氏是丽江棉纸的创始人。李氏原籍江南，后落籍云南鹤庆，在松桂辛五营村以造纸为业。明天启年间（1621年—1627年）应木氏土司的邀请来丽江造纸。当时正是木增任丽江知府，木土司赐给他一个姓凭的女子为妻，并安排他在玉水河畔建房居住，现在这儿叫新义街积善巷，纳西话称为“生寺场杯”，意思就是造纸村。从这点看，木增刊印大藏经的绵纸应出自这样的造纸世家。

我一直留心这部丽江版大藏经具体是在哪里印制的。

藏学界的噶玛降村先生认为，丽江版《甘珠尔》的雕版印刷是在丽江解脱林。有关藏文资料记载，在木公时代，解脱林有雕版印刷的作坊，说明了印刷生产、工作需要的裁纸、印刷、晾晒、装订、磨制烟墨、管理人员用房和库房等在解脱林。他认为，四川德格版《甘珠尔》的蓝本也是丽江—理塘版《甘珠尔》。（噶玛降村：《浅论德格⟨甘珠尔⟩的蓝本即丽江—理塘版⟨甘珠尔⟩》）

许存仁先生后来又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木增主持的丽江版《甘珠尔》的印制地点是在今古城区普济村。普济寺的住持喇嘛云登珍藏了当初印刷大藏经的师傅为检验效果而用红土颜料印刷的90页经书。相传，当初木增把这些用红土印的经书给了普济村，而且把这个村定为印刷大藏经的地点。（许存仁：《福国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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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弄清楚上述说法，2023年8月6日，我和几位同仁在微雨中再访普济寺，与普济寺住持、纳西族僧人云登作了细致交流。

2000年1月，我在文峰寺调查，采访了当时在文峰寺修行的25岁的年轻僧人云登。他来自玉龙县塔城乡堆满村括鲁自然村，到文峰寺当僧人已经2年，上辈有5代人当过喇嘛，其曾祖父、祖父、两个叔叔都在位于玉龙县巨甸镇的兴化寺（十三大寺之一）当过喇嘛。他小时就跟一个曾在印度学过佛法的师傅学经，后在迪庆州维西县达摩寺出家，21岁时到西藏拉萨堆龙楚布寺受戒，见到了大宝法王17世噶玛巴，取得了“格隆”学位。据他说，他的村子和塔城不少村子想当喇嘛的较多，特别是那些家中上辈有当喇嘛的，更是希望不要断了这种家庭传统。他还具体提到好几个想来文峰寺当喇嘛的年轻人的名字。

云登说，丽江版《甘珠尔》就是在普济村印制的。为了证明这点，他向我们出示了还完整地保存在普济寺的4张朱印大藏经的经文，长68厘米、宽18厘米。从外观上看，这几页经书与2016年我在拉萨大昭寺所看到的经书是一样的。字体都是红色，写在棉纸上，中间是藏文，右边的格子里用汉文写着诸如“圣禅定王经一部二百四上” “圣禅定王经一部二百四下”等。云登说，只有在丽江才有这种在边上有汉文标识的藏传佛教经书，藏地的经书是没有汉文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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