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云南】河泊所遗址：从螺壳堆中挖掘滇国历史

“探源云南”主题策划系列报道之三十七

今年初，云南考古界传来喜讯：“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入选“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得此消息，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队负责人蒋志龙感叹：“河泊所，心向往之！任重道远！”

河泊所遗址

河泊所遗址，是云南考古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探源滇国历史的重要遗存。在这里，通过考古工作者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接续努力，滇国的真实面貌逐渐清晰。更让人惊喜的是，近几年的发掘中出土了封泥、简牍等重要文字资料，填补了关于滇国的史料空白，向世人还原出滇国附汉后的政治架构。

埋在螺壳堆下的遗址

河泊所遗址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附近，滇池东南岸。

河泊所村是滇池边的一个渔村，当地人自古以种植水稻和打鱼为生，如今广泛种植鲜花和蔬菜。过去，村民使用泥土建房或糊墙总会夹带地里随地可见的螺壳，“螺壳墙”成为村里的特色风景。他们没有想到，螺壳竟是后来发现河泊所遗址的重要线索。

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对滇池盆地进行考古调查，在河泊所村发现一处贝丘类遗址，堆积的螺壳高出地表8米、长达里许，在这些螺壳堆中发现了同心圆纹凸底浅盘，据此，考古人员推测遗址的年代为新石器时代。这种认识一直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

河伯所遗址发掘现场

2008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滇池区域聚落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再次确认了遗址位置，并提出了河泊所遗址群的概念，由于对遗址资料掌握不足、发掘条件和技术不成熟等原因，一直未启动对河泊所遗址的发掘工作。直到2014年，才对其进行了首次试掘。

此后9年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晋宁区文化和旅游局开展了系列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将遗址群定名为河泊所遗址，并确认了“台地—河道”相间的遗址分布模式，发掘面积共计7000多平方米，揭露出田块、道路、水井、窑址、灰坑、穴墓、房屋、婴幼儿瓮棺葬等聚落建筑，出土了铁钉、铁箭镞、铁刀、铁犁，铜箭镞、铜矛、铜锥、铜盆、铜镜、铜钱，瓷器，陶质容器、井圈、瓦件，玉石器、漆木器、骨器以及封泥、简牍等大量文化遗物。根据出土遗物，结合测年数据，专家认为河泊所遗址可以分为先滇、滇、汉晋、明清四个时期。

800余枚封泥还原滇国地区行政体系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楚威王时期，楚国大将庄蹻沿长江溯流而上，控制巴蜀、黔中地区后，继续向西南前行，来到滇池，并在此驻军。此后，秦军占领巴和黔，切断了庄蹻的退路，他不得不在滇称王。史称“庄蹻入滇”。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出兵征讨云南，并在滇国设益州郡，赐给滇王王印。1956年，石寨山古墓出土的蟠蛇钮黄金“滇王之印”印证了这段历史。而滇国附汉后的政权模式、职官制度是怎样的？相关史料并未记载。

云岭先峰

河泊所遗址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河泊所遗址发掘过程中，封泥的出现填补了史料空白。

封泥，是一种简易的保密措施。纸张流行之前，古人在竹简、木简上书写，为防止传递的书信被私拆，故在绳结开启处，用泥封住，加盖印章，这块带有印章痕迹的泥即称为“封泥”。在河泊所遗址的发掘过程中，一共发现800余枚封泥，是云南首次发现的汉代封泥。这些封泥大多为西南郡级及益州郡下辖属县的官吏封泥，另有与滇国相关的“滇国相印”封泥。“封泥是使用印章的遗迹，‘滇国相印’封泥的出现，直接印证了‘滇国相印’本体的存在，说明汉朝在云南设益州郡后，从中央派人到滇国担任滇相，与滇王一同管理滇国。”晋宁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文物局局长陈墨说。

“这些封泥的发现，印证了汉朝在云南设益州郡的史料记载，为研究当时的职官制度、国家架构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河泊所遗址考古队队员谢霍敏说，考古专家通过对“滇国相印”封泥及其余800余枚封泥的分析研究，初步构建出两汉时期益州郡上行中央、下辖24县，又与周边郡县密切往来的立体式、可串联的、完整的行政网络，同时，滇王-滇相印章封泥的发现，让滇国的管理体系也初步清晰。

河泊所遗址发掘出土的简牍

出土简牍数量居西南片区之首

2022年，考古工作队在前一年发掘基础上又进行600平方米的扩方发掘。让人振奋的是，这次发掘出土了数量庞大的简牍。据统计，目前河泊所遗址已出土简牍1万多片，其中2000多片为有字简牍。这是目前西南片区发现的数量最多的一批简牍，也是云南首次公布的出土简牍。

这些简牍集中出土于上蒜第一小学校园内的灰坑中，部分为经过焚烧的残片，初步辨认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县”“始元四年”等文字。“这批简牍承载的信息量十分大，我们通过对部分简牍初步释读后发现，大部分是官方文书，涉及行政制度、户籍制度、司法管理、交通等多方面内容，这对于研究两汉时期中央对于云南的行政管理制度，以及全面了解益州郡的治理情况具有重要意义。”谢霍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