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丨陶永平：渴望树（外一篇）

很小的时候，老屋前长着一棵树。这树，我们叫它大叶子树。真正这树的学名叫什么，我没研究过，至今也不知道。

它长了十年，根部的干有二十公分粗细，笔直的够到屋檐，才分枝结叶。

村里很多人家屋后都有这种树，但每棵树我都熟悉。因为每个初夏，当麻雀的幼崽在碧叶闪耀的枝条间张着嫩黄色的小嘴呼唤母亲时，我正是猫在树下用弹弓干净坏事的两人中的其中一人——很多年前我已深深忏悔。

整个村子所有这种树，都没有我屋前这棵笔挺，美。但只是十年，它死掉了。我之所以肯定它的生长年限，是我记事时它正在哪里生长，而我十岁时它正好死去。

为什么会死去，我作过两种猜测：

一种是被肥料烧死的。我记事以来，老家的习俗是屋前挖一个大坑，杂草、从山上捡拾来的牛马的粪便，就在这坑里发酵，用于种植。树长在粪坑边，根扎进了坑里，树抵抗不了烧灼，所以死了。

另一种是吓死的。腊月，每家都得宰猪。用于宰猪烧开水的我家的“火洞”就挖在树下面，猪也在树下杀死。每次，一尺长的杀猪刀刺进猪的胸膛，杀猪人再转动刀的手柄，一股热腾腾的鲜血从猪胸里喷出来，汇集到木桌下放着的铝盆里，热气直冒。树受不了人间的凶残，特别是猪的魂魄在冰冻的夜里总在脚下大声嚎叫。

 但不管怎样，它是死了。

老屋前是一个宽阔的场院，除了暴雨如注，除了寒风凛冽，总是全村大部份孩子的游乐场。屋子的右边是丁大叔家，屋与屋相距两米不到，丁大叔家那边是屋檐水沟，我家这边是一条小道，屋后的人家就从这里经过。屋子的左边是杨姑爹家，两家共用一堵墙。屋后人家黄姓，他家的前屋檐立在我家的后屋檐上面。

我想栽树，除了死了的树干还挺立的地方，真找不到一尺土地。

屋后五百多米很高的土坎上面有块二分多的我家的菜园，我问母亲：“我去哪里种棵树可以吗？”母亲不答应，她怕我的树长大，遮蔽着她的菜苗。

诺大的乡村，竟然没有我种一棵树的地方。诺大的山野，我家竟然没有一棵树。

十岁到十四期间，很多时候，我和弟弟以砍柴为业。离村三四里路的西北边，有矮松林。一开始我们修剪松木的枝条，枝条没了，我们收集松林下沉积起来已成腐烂状的松针，这些也没了，我们便在林子里砍细小的松木，直到粗壮的也再见不到，山峦变成秃头。

七十年代中期，父亲从炎山公社调大山包任党委书记，开了一次飞机播林的先河。播撒的那天，飞机在我们头顶上盘绕，我们一群孩子从这个山头追逐到另外一个山头，开心极了。松子从机腹里洒下来像冰雹一样，落在我们头上，塞满沟渠。我们一边追逐飞机，一边大嚼松子，玩了整整一天。意外的是，所有人，因吃了松子，逐渐有人呕吐，有人躺在地上就睡着了。

松子第二年从土地举着嫩芽长出来，变成松林，变得一人多高了，最后在我们的刀斧下再次夷为平地。

我的故乡，何其飘渺，在天上。

所有的神话和有文字指向的高处，都找不到太多树，只有月亮上有棵神木，再就是蟠桃园。

飘渺的高处只盛产白云和雪花。白云做不成被子，雪花的使命是寒冻，再无其它。

老屋前宽阔的场院再没栽过树，后来栽过一棵没有绿叶的水泥杆，一根铁线朝着电线来的反方向紧攥着水泥杆的顶部，另一端深埋在土里。有一年，大雪，冰冻，一早我起来，看到场院里冰凌光亮透彻，我便跑了上去，摇摇晃晃失去平衡，快到水泥杆前，就要摔下去时，我一把抓住铁线，一股巨大的磁力，把我的手紧紧吸住，猛然挣脱时，一块鲜红的手皮挂在铁线上。

对于树，就这样渐渐变成了渴望。

事实上，我很明白，我们砍翻的树太多了，我们残杀过一个又一个森林。以为了生存作为噱头。但所有的人真的很穷，不能从远处运来燃煤；而路也短命，连不通远方。

八五年，全家迁走昭通。我延缓了两年，八七年赶到。

对这块土地，我忍受不了它没有树。全家走后的时月，有不少的坏消息渐次传来：政府凭票供应的煤炭又终止了；人们开始烧草；草都收集不到的时候，烧混满沙土和石子的草皮。我想象不出来，如果这些也没有的时候，将会怎样？

在童年的梦中，我不仅一次次栽过树。并有个场景总反复出现：在一块斜坡上，我跟另一个人一同栽树。他在地的左边，我在地的右边。栽啊栽，栽了很多年，他栽的树快成林了，我的却稀稀落落就那么几棵，而栽下的仿佛不愿意生长，年年如是，几片叶子，一两根枝条。我很急，但又找不到方法。

这梦境，一直带入五十岁，像个放不下的包裹。甚至变成锈铁穿刺进生命。有一夜，我被带到一个山头上去。山头寸草不生，唯独在山头上立着一棵树，枯死多年，一条枝丫扭曲了几下指向天，树枝尖削得像刺。一群穿长衫的老人坐在树脚。散开，有些中年人，有几个孩子。看到我去了，让开一条路，要我走到树下。他们我恍惚全部认识，只是隔着长长短短的世纪。

我解读不出这个梦，但梦中还是树，并一切都为了指向树。让我困惑。

童年时代饿书。能找到的有限书本，只要有关于树的描写的内容我就特别兴奋。比如某个孩子坐在槐树下仰望星光，最后是槐树花的芬芳浸入了他的心扉；比如某本书上介绍，一棵榕树占了整整一亩地，我就惊奇得不得了，这是多大的树啊，像一个家了；再比如说大兴安岭是树的疆域，但被白雪覆盖着，我就纳闷，不是比我的家乡还寒冷吗？为什么树能长得无边无际。

家乡不出产任何水果，夏季的时候，但逢赶场天，就有从大沟背水果到大羊窝赶场的村民，他们大背小背背着五颜六色的果蔬，从我们村子经过。偶尔，母亲会换着品种买点让我们尝鲜。我记得的品种有李子、桃子、柿子，再就是杨奶子了。

我嘴馋于各种果子的香甜，更迫切的想知道结出这些果实的树都长什么样呢？更是奢望如果我能栽种它们那会多幸福。

没有房前屋后的空地让我栽树，但我帮别人尝试过栽种。我们小伙伴跑很远的路，去到可以眺望炎山、大寨子的山崖，挖来幼小的白杨种下去，春天树是活的，夏天树就死了，就更别说过冬。失望过一次又一次后，只得作罢。

在老家，几十年的生涯中，什么地方曾长过一棵另类的树我依稀记得。

我们叫做海子的河边，有过一棵柳树，三米多高，弯弯曲曲，没几根枝条，夏天的叶片都像在过冬。姜家的祖坟上，有一棵冬青，称近百年，但树干不及我的小腿。却都死了。唯独有棵丁大爷爷栽的化桃树，至今还在。而丁大爷爷已过世多年。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去看望一次树。有根枝条被雪压断了，倒在他孙子的房子上，压着屋脊，没人管理，因为房子是空空的，主人出去打工了。

对树的渴望，像癌，在我体内扩散。

有一次在酒桌上，我似乎说起这渴望，朋友答话到：上天是公平的，祂给了你蓝天，给了你星星。而我们没有。

他说的似乎有道理。在版纳，我望过朝天树。抬头所及，全是纵横交错的枝干和秘不透光的绿叶。天空真的没有我的开朗，星星连一颗也没有。

小时候，我在草地上睡眠过，被温暖的阳光抱着，朝上望去，天的蔚蓝近在咫尺而又遥不可及，让人玄想，充满魔幻。

蔚蓝后面还是蔚蓝吗？

好在世界在不停转动。近年来，架通了电线，修通了道路，故乡随着成为国家级湿地，退耕还草，退耕还林渐次推进，人们不再依赖焚烧草木而活而生，一切正悄悄发生了变化。

村庄的后面是一座高高的大山。童年时坐在山顶上，看四川的雪山，看金沙江上飘起来的白云成为宽阔的大海，低头看脚下的山花。不久前，我再到那里，从未生长过树的这山头，现在，松林已漫过我的头顶，朝西边看，雪山和白云依然在。同时我看到曾被我们一次次夷为平地的地方，又一代松树长起来了。

我感到释然。

我要祝愿：从今以后，居住于此的我的乡亲父老，不再寒冷，贫穷，不再活得象旧岁月中那般狼狈。

好让树长成树。

不可继承的珍品

搬家的时候，有件物品从老家带了出来，一架石磨。一条狗却留在了老家。

费了很大的劲，墨绿色外壳解放车才把车箱抵到屋檐前下的石坎前，众多的人帮我们把早以打包、捆扎好的物品一件件搬到车上。其实，也没什么可搬的。已破烂的行头，不多的母亲及妹妹们的衣服，一张已不结实的小木桌。更多的是装在麻袋里的洋芋。荞、麦都变卖成现金，藏在母亲的怀里。

父亲陪司机坐驾驶室，母亲带着四个妹妹坐在货箱里，我还在大山包工作不能走。车已经启动了，母亲突然拍驾驶室的顶棚，父亲从驾驶室伸出头来，问：“还有啥者？”

母亲说：“小磨小磨”。

“用不上了，你带它干那样？”父亲很疑惑。

“不行，我就是要带走”。母亲态度坚决。

帮忙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甚至开玩笑：“那么狗呢！”母亲瞅我一眼：“它不上车啊！”

父亲跳出驾驶室，众人只好把后车门打开，挪移开一些物品，把小磨搬到车上。汽车总算开动了起来。狗跟在车后，摇着尾，送我们到村口，仿佛送我们去旅游，它不知道，这是诀别。多年后，面对这个场景，我总焚然泪下，不能自已。

石磨从老家运到昭通，支在楼下炭房里，炭房太小，随着杂物增多，快没石磨的立身之地了。一年后，我从老家调到昭通，母亲也找到了帮学校看守校门、兼顾打扫卫生的工作。学校离家很近，当年叫和平小学，现在叫西城一小。值班门房一进两间，里面支床，外面房间却空空荡荡。母亲说：“把小磨搬这里吧！”弟弟和我费了些力，从杂物下面把石磨刨出来，搬到值班的门房里。

看到我们支好石磨后，母亲提来一大桶水，把石磨擦洗得干干净净，弄了一块学校换下的旧窗帘盖在上面。母亲擦洗石磨的时候，认认真真，仿佛在洗一个久未洗澡的她的孩子，弟弟和我站旁边用疑惑的眼光看着她，父亲后来调换单位，从水电局调渔洞管理局，退居二线，家也从水电局搬新建的渔洞管理局家属楼新房。石磨也再换新居，从和平小学的值班室搬到现依旧放置着它的炭房里。搬好的时候，母亲又认认真真给石磨洗了一次。现在，石磨早又压在了杂物下，时日已久，我不知道母亲每次去炭房存放，取走东西的时候，会不会记起它。

从老家刚搬到昭通的第一年，母亲有没有用石磨磨过什么，还是没有？我不清楚。第二年我调到昭通，我就成了白天到我所在学校上课，晚上代替母亲看守学校大门的人。并且，石磨搬来这门房，母亲把石磨彻彻底底洗净后，买来包谷，一周半月的用石磨磨包谷面，自己唠叨，“买面也要出钱，我这随便‘推推’，不也有面吃，还省下些钱”。

一家八口人，父亲和我在工作，我负责弟弟的学费开支，父亲的工资和母亲在学校的劳动所得，除担负妹妹们学业支出，还养活大家，我能体会母亲的压力，但不是担子压在自己身上那种紧迫感。

母亲又买来了包谷，要磨面，有时弟弟和我干这活，有时就我帮着母亲，磨面的时候，恰好有老师来门房问事，碰到这种情况，我总觉得尴尬。特别是有朋友来，看到我在干这活，更让我浑身不自在。我很希望石磨从我的生活里消失掉，它追逐了母亲五十多年，缠着我近三十年。

我整个少年和青年时光，如果说有什么体力活动占去了它的全部，就是推磨。找猪草占去的是我的少年时光，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达的悬崖间去砍木柴占去的是我的青年时光，而唯独推磨把少年和青年岁月都贯穿起来了。

母亲煮凉粉到集镇卖，也煮凉粉到乡下村子里换粮食。这关乎一家人的生存。要做这事，前提就是把豌豆磨成浆。头天晚上，母亲用升子量出一升豌豆，不多不少，豌豆刚与升子口平，我现在还能看到她用手掸掉多余豌豆的样子，装满豌豆的升子抱在她左怀里，右手轻轻的掸掉高出升子口的豌豆，豌豆一颗一粒掉进支在地上的簸箕中，“嗒嗒嗒”的弹跳，母亲的计算仿佛精准到粒。

数量量好后，倒进摆在屋里墙脚下的铝盆里，加入半桶清水浸泡，第二晚，膨胀了的豌豆就可以磨浆了。

磨之前的早晨，或者傍晚，我得去井里挑水，有时是弟弟我俩轮着，一个挑一趟。家里有个石水缸，有我半身高，能装两担水，每次，我们得把水缸挑满，还得再挑一担，不能让水桶空着。

这水桶是父亲制订好从炎山带回家的，阴沉木料，人人都觉得是好东西，但于弟弟我俩来说，这桶却是个灾难。木料太沉，空桶都有近三十斤重，桶高，大，装满水近八十来斤，未成年孩子，担这重担，走近一里的路，直接就是苦难。不小心拌到石头，或者走路晃动，水桶就从肩上滑下来，或者一桶水倾倒在半路上。这些都不算，我们还得对付夏天村子里上漫过脚祼的道路上的泥淖，冬天结冰明亮得像镜子的路面。

早晨还在梦中，母亲的骂声就穿透梦境灌进耳里来了，得赶快起床。有时，听到母亲的骂声，自己起床，担了水桶，走到井边，舀了清亮的进水正挑着回来。突然，母亲的竹条抽在了背上，爬起来才发现，自己是在梦境里挑水。

这水也经常会换到傍晚来挑。刚刚放下背猪草的背篓，母亲就说：“天要黑了，快去挑水，挑了好吃饭。”我和弟弟其实很想吃了饭才去挑。那时，正饥肠辘辘，腹中蛙声喧哗。我和弟弟都进城里读书的时候，听母亲说，一开始，妹妹担不动这担桶。大妹用绳子拴了两个铝锅去挑，再小点的妹妹用壶跟在后面提。接着长大一点后，能担起这桶。就这样，我们兄妹间一个接着一个传递这水桶，像运动场里火炬的传递。

其实很多个傍晚，我们回家了，母亲不一定回家，她还在回家的路上。回到家，等待她的是手忙脚乱的很多事：喂猪、做饭、清洗锅盆，掏掉灶洞里的柴灰，吃完饭后，我和弟弟开始推磨了，她就把我们找回家的几大背篓猪草倒在地上，支一块木板切，切到夜深，直到切完。我们睡下的时候，她还得把磨好的豌豆粉过滤出来，一切弄好，已是午夜以后。

推磨，推磨，推磨。弟弟和我骑在一块麻梨树做成台板的两端，石磨在台板的中间，固定在石磨上扇的一根木棍被我俩的小手握住，我朝弟弟的方向推，他便朝他的方向拉，我拉时，他就推过来，磨盘就永不停止转动起来。

弟弟小我三岁，他能用左右手，我只能用左手，我右手还需握着一个勺子，从放置在脚边的盆里，把混了水的豌豆舀到磨眼里去。

油灯挂在我俩头旁的墙壁上，忽闪忽闪，明明灭灭，光线暗淡，两个小人影投在地上，协调一致弯来弯去，仿佛四个小鬼在受鬼王的刑法。豌豆装在大盆里，近半盆，勺子伸进里面去，舀起很少的一点点，带水倒进磨眼，如同喂一个幼小的婴儿，喂一张永远饥饿却不能大口吃饭的嘴，喂进去的东西一多，就会嗝死。

母亲一边干杂活，一边监督我们，害怕我只多喂了一勺，就会让她损失惨重，经营倒闭。只有弟弟和我愿意心意相通，配合默契。母亲的身子又背着我俩的时候，他就挤动眼睛示意，我就赶忙舀起半勺豌豆拍进磨眼去，并装得什么坏心思也没有过一样。现在我想，我俩装表情的时候，有没有被母亲发现过？或者，母亲根本就没看见我俩在装表情，为什么还装？

为了完成这无尽的折磨，并在折磨中好受一点，装在盆里的豌豆，我朝一个地方舀，舀出一个深坑，旋转个方向，再舀出一个深坑，仿佛让盆里的豌豆告诉我们，活干完一半了。也会把豌豆三等分，四等分，六等分，一份一份地看着减少，从而让内心的喜悦一份一份地增加。

近十多年漫长的时月，我们更多的不是身体的劳累、疲乏，而是困倦，排山倒海、浩浩荡荡、无边无际的困倦，以及推到极限的忍耐。心里问过一千遍，盆里的豌豆“怎么还有这么多？”“怎么还不完呢？”“什么时候完啊！”

这种机械而枯燥的运动，对成年人都有催眠作用，白天我们身体已然疲乏，在夜晚根本抗拒不了这强大的魔法。常常，我和弟弟是在自己叫醒自己要醒过来中结束劳动的。因为我们经常在身体还在不停的前后弯曲运动里就进入了梦乡。有时是弟弟尖叫，有时是我抱怨：“妈妈，他又睡着了”。

这繁重的体力劳动，不是母亲虐待我们。母亲做比这还重的活，还多的事，还睡得更少。磨完豌豆，我和弟弟洗了脸脚，半梦半醒爬上楼梯，躺进被子里去了，母亲还得干二个多小时的活，她睡下时，第一声鸡鸣已在夜里某个地方传来。

古老村子从入夜到天亮，鸡鸣是三至四次吧？母亲第二天起床绝不是鸡的最后一次鸣叫。梦中，窸窸窣窣听到母亲又起床了，她穿好衣服后，才点亮油灯，然后轻手轻脚消失在楼道口。有时，听到她脚步沉重，磕磕碰碰，身体已经在行走，人却还在梦中吧！不久后就能听到楼下舀水的声音，盆磕碰到盆的声音，再后来，柴烟滚滚涌进楼上来。

架在灶上的大铁锅，装满水，要把锅里的水烧开需要近两个多小时，一开始水冒着热气，接着从锅底长出无数细碎的气泡，密密麻麻朝水面跑，再后来，气泡渐大，在水面绽出“噗噗”声，母亲就叫喊：“娃娃们，起床了。”

听到母亲的喊叫是不能迟疑的，如果迟疑，灶洞里的火要撒掉，盆里搅匀的豌豆粉要沉淀。这是一到要密切配合才能完成的工序，母亲一个人不能做到。

弟弟负责烧火，我用小盆从大盆里舀起混匀了水的豆粉，母亲执着一块长柄的木片，搅动倒进锅中开水的豆粉。随着豆粉的不断加入，锅里的水变成一锅粥，越来越粘稠。母亲不时用袖口擦额头上的汗，喘着气，脸红扑扑的，闪着女性的光泽。

“火小点”。母亲一边搅动，一边指挥着弟弟。弟弟便从灶里抽出松枝或者柴块来，在地上扑灭。扑灭火的柴块的青烟熏得站着的母亲和我眼泪直流，母亲就骂弟弟，弟弟飞快把柴块扡到远处去。渐大后，我舀完盆里的豆粉，就接过母亲手中的木片，帮母亲搅。这种劳动，双手得用力，腰要使劲，腿还得帮着。按母亲的规则，搅动必得顺一个方向，不可倒过来。我觉得如果能颠倒过来一会，似乎会轻松些，或许这只是我的心理作用吧了。我很想试，但每次都被母亲阻止。

粥的面上一直在吹气泡，“噗——嘘，噗——嘘”，短声长呼，灶里的火尽可能小了，母子三人可能轻松些，弟弟就抓来一双筷子交到母亲手中，母亲伸进粥里，筷子头就裹上厚厚的粥，一人一支筷子交到我们手中，好似对我俩清晨劳动的奖赏。

粥在锅里不急于盛出来，得等筷子上的粥冷却后，如果轻松抽出来而不粘黏，表明粥熟了，冷却后，成了凉粉。

凉粉从锅里小盆大碗的盛出来，放到能放的地方去，整间屋子热气腾腾，充满豌豆的香味。盛完凉粉的铁锅，锅底的中央，取得下一大块锅巴，是母亲我们三人的早点，锅沿用铁勺能铲下一大碗凉粉和锅巴的混合物，单独盛在一个碗里，十点吃饭时，就成了一家人的菜。

我从来没停止过辛苦的劳动，哪怕短暂的停止。也没体会过饥饿而寻不到食物的痛苦，更体会不出来那个因再也搜寻不到食物而选择上吊的老人死时绝望的心情。那种绝望，是静如晨水，还是沸如怒涛，浊浪四溅，绝望深处是粉红的颜色，还是黑如木漆。绝望至极点，是轻的，飘起来，朝向神灵方向，还是重如铸铅，把脊骨都压断了。

四十多年后回看这生活，因有了母亲，我应该是幸运儿。母亲有一头凶悍却能生众多猪崽的母猪，母亲也是幸运的，再配一副石磨给她，她幸运就更完满了。这些事物形成内在的封闭，良好运转，足够自给自足。或许母亲早以知晓这个秘密，她是顺其自然，善加利用，以此来养大她的儿女。

那么，石磨长什么样？

三十公分直径的两扇石质圆盘，下扇底部中央凿孔，用于固定在台板上，上扇侧面凿孔，用于安装磨把。两扇石磨很薄，仿佛经历了三代人，因磨损严重，略显轻便。盘面暗灰色，磨得油亮光滑。

这石磨从哪来的，母亲从她前世带了来，我降生的时候就存在了。有可能她预感到这个苍白的世界要有这个物什，她的家庭才能存在。并有感于石磨的恩典，她就一直要带着它，直到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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