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周刊】纳西族妇女的服饰（和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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镌刻着民族历史和审美情趣的纳西族服饰

和钟华（昆明市）

任何一个民族，传统服饰在妇女身上保留时间最长。这是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以20世纪丽江纳西族妇女的服饰、头饰为例，可见它们形象而直观地反映着本民族的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可以说，纳西族妇女服饰是披戴在身上的历史。

纳西族服饰历史上曾经过重大的改革，各个地区的服饰有所差异，尤以妇女服饰最著。古时，纳西族先民不论男女皆以兽皮、羊皮为着装，据纳西族创世史诗《崇搬图》（《创世纪》）记载，始祖崇忍利恩的褥子、衣服是由虎皮制成的，始祖母衬红葆白的披毡、衣裙、帽子等是用羊毛、羊皮制成。反映了纳西族先民狩猎和游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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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纳西族先民以游牧、征战、迁徙为主，可通过贸易途径从邻近地区换得一些布料，但当时服饰仍以毛皮制品为主，古老的东巴经《迎东格神》中有这样的描写：“天地动，生两兄妹，结缘成一家，牧养白绵羊，用羊毛做衣衫披毡，用羊毛做帽子腰带……”妇女穿的是短衣长裙，质地为麻布。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末些蛮》载：“女子剪发齐眉，以毛绳为裙”“末些蛮在大理北……妇人披氈，皂衣跣足，风鬟高髻。”明《南诏野史》有这样的记载：“摩挲，乌蛮别种，性淳朴，鸟音。男雉发戴帽，长领布衣。女高髻，或戴黑漆尖帽，短衣长裙。”清《滇南闻见录》载，摩挲“女人头戴帽，形如荷叶，以布为之，黝以漆。富者则用绸，冬时裹用毡，质甚重，复于首，顶耸而檐垂，名尖尖帽。背亦披羊皮，春夏背色布一方，新婚者用各种色布閗成之，饰以五色丝线以美观焉。”此是最详细的记载。清代余庆远在《维西见闻记》中对“改土归流”后纳西族妇女服饰的描写是：“妇髻向前，顶束布，勒若菱角，耳环粗如藤，缀如龙眼果，铜银为之，视家贫富。衣白褐青，缘及脐为度，以裙为裳，盖膝为度，不著袴，裹胺肕以花布带束之，女红之类，皆不能习”“头目效华人衣冠。而妇装不改，裙长及胫，亦其旧制，以别齐民也。”说明古纳西族男女装皆以白、黑、褐（栗色）为基本色调，男装为衣裤，女装为裙装，或短衣长裙，或短衣短裙，头饰亦或呈菱角状、或呈荷叶状、或尖形，依地区而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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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衣帽颜色看，均以黑、白色为基调，衣或白或黑（即黑、青、皂），间有褐、蓝、红，帽则全为黑色。黑、白颜色对比度强烈、反差大，使人联想到白雪、白云与莽莽森林、深邃的江河。这种头饰至今还能从凉山彝族的荷叶帽及丽江九河白族头饰看到其影子。我认为，这种现象不难理解，作为同是彝语支的彝族与纳西族，也可能原先在同一地域时女性服饰相同或相近，随着纳西族的迁徙、历史的变迁，纳西族衣着改变了，而部分彝族仍保留着；纳西族与白族相杂而居，丽江白族服饰吸纳了纳西族的不少文化元素，今天的九河白族服饰的坎肩、围腰、羊披等吸纳了纳西族服饰元素，与大理州白族有着明显差异。其头饰也不排除吸纳了纳西族头饰，因其处于边缘地区，一直保留了下来，而纳西族作为丽江主要民族，随着历史的变迁，服饰亦随之变化，乃至原来的服饰基本被革除。此种现象系民族之间文化的交互作用，有的在本民族已经消失了的文化（包括内隐性及外显性的文化），往往会保存在与其相邻或相杂而居的另一群体中，也就有了中原“礼失而求诸野”的现象。消失了的古代纳西族服饰元素保留在他族服饰上，即如此。

纳西族传统妇女服饰有两大特点：一是以兽皮、羊皮、麻布、棉布为质地，此一特点男女相同。它是纳西族先民从畜牧到农牧兼营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产物。古籍所言之布，最早当为毛布、麻布，因为，纳西族南迁定居点几近为高山峡谷地区，无种棉条件。至今丽江边缘地区和三坝、俄亚等地还保留有毛织、麻织的服饰即为明证。后来的多种色彩的棉布，当系明、清以后为邻区所传入。

二是注重形体美。传统上，纳西族注重形体美，特别对女性更如此。东巴经中描写女性，多要描述一番其脸貌形体，比如，《鲁般鲁饶》中，当女主人公开美久命金决定殉情时触景生情，有大段的独白，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水花绿漾漾，波光明亮亮。久命眼睛呀，也是明亮亮”“太阳照高崖，崖壁白生生。久命脸庞呀，也是白生生”“雨雪洗松树，松叶清油油。久命发辫呀，也是清油油”。就因有这样美丽的脸庞和发辫，她几次欲死又转来。在《董埃术埃》中，女公主格拉茨姆以洗澡露乳、露腿等引诱敌方董子阿路上钩，计捉阿路后两人产生了爱情，当阿路即将被杀的时候，她求刽子手别把他的脸庞染上血污，因为，“他的脸庞像日月明亮”。又如，古纳西族妇女裙装有的上衣“缘脐为度”、裙子“盖膝为度”，即使长裙也多是短衣。可见还是注意线条美的。当然，这是从对自然生成的形体的直接适应到审美眼光的审视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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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纳西族古代服饰，宋兆麟先生在《一幅珍贵的纳西族风俗画》中给我们提供了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的《么些图卷》。从这十分珍贵的图卷中，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古代（元明时期）纳西族服饰的大概。对于此，宋先生是这样描述的：“在《图卷》里有数以十计的人物，男女老少有不同的服饰。少年男子一律梳一髻，穿长衫，成年后实行辫发，然后在头顶盘起，上下形成两髻，如葫芦状，素称‘三搭头’。男子穿短衣，下着裤，赤足，少数人穿对襟上衣。妇女梳髻，以青布包头，有棱角，此即‘布冠’，上穿短衣，下着长裙，扎彩色腰带，赤足。这是明代纳西族的典型服饰，并且保留到清初，后来才发生重大变化。”这里所说的“重大变化”，即指清初“改土归流”以后对纳西族服饰强制性的大改革。

纳西族原有的服饰被流官们视为“非礼”，“嘉庆二十四年，署知府王厚庆曲为化导，簪环服饰悉遂礼制”，以行政的力量改传统民族服装为符合当时的“礼制”之装：男装实际上是清制之长衫马褂，蓄长辫，戴瓜皮帽；女装则是满服、汉服变装：宽袍大袖，外加坎肩，衣服边沿镶以条纹。只是把纳西族传统的百褶裙留下半边成为百褶围腰，未经修饰过的整块披背羊皮改为精细加工、上缀七星以象征“披星戴月”的羊披（即今所称的“七星披肩”）。头饰则改成两种：未婚姑娘戴清代男子戴的瓜皮帽，平时额前加块蓝布以遮阳；已婚妇女戴盘成锅底形的“纱帕”，前面加块蓝布做遮阳。“纱帕”是本地汉族的叫法，纳西话叫“姑姿”。据牛耕勤的介绍，据说，戴此纱帕含有不准妇女抬头之意，因为戴上“纱帕”不好抬头，若一抬头，它就会掉下（主流文化男尊女卑的物化反映）。耳环由大孔环形改为小型银饰（正面嵌有绿松石，周围有蜜蜂等图案），上缀两片有圆孔的玉片（左右耳各一片）。脚改“跣足”（赤脚）或草鞋为绣花船形鞋、用白裹脚布裹脚，裤管束以花边扎脚带等等，与传统服饰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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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纳西族妇女还是对新装融入了自己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观念。色彩上以素雅为基调：天蓝、米黄、浅灰、藏青、深红（接近褐色）、黑色为主色调，沿袭对比强烈的色彩搭配方式，多以浅色为长袄（今日多为粉蓝色棉布，昔日还有粉蓝、海蓝、紫等色绸缎做料子），配以深色的坎肩（深蓝色棉布或绸缎、深紫色或黑色氆氇或缎子）。围腰以深色镶边天蓝（或浅蓝、粉蓝），或以生白色（麻布）配镶边浅蓝。这种对比搭配给人以鲜明醒目之感，达到一种素雅的美。然后，配以彩色（玉色、红色、粉红色、蓝色等）为底，镶黑边或黑边上绣上花的领子，脚上配以五彩扎脚带、绣花船形鞋，背饰上缀以五彩圆盘七星，使素雅为主的底色上又点缀了一抹稍微鲜艳的色彩，增添了一层活泼轻快的成份。于是，整体上形成了浓淡相宜、凝重与轻快并存的独特风格，正体现了纳西族妇女纯净中带有热烈、凝重中带有轻快、雄壮中带有秀美的审美特征。这样，既富有实用装饰性，又平添了一层艺术欣赏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较长一段时间，丽江纳西族妇女的服饰仍沿用了此一套装束。但未婚女性则把瓜皮帽改戴成当时的“干部帽”（民间后来称为“解放帽”），到了“文革”时期，这一套女装的头饰全改变为戴 “解放帽”，老年、青年、儿童皆然，多数老年人一直戴至今日。故有描绘纳西族妇女是“头戴一顶解放帽，身披一领大羊披”，戴“解放帽”几近成了纳西族妇女的标志。

缘何如此？窃以为，其一，丽江纳西族开放性、与时俱进的文化传统使然。对外来的东西，会以“取其所长，为我所用”的思维模式把它吸取过来，更何况当时社会语境下，“解放帽”代表了正义的、进步的、光明的社会力量。其二，它的实用性所致。丽江一带天气多晴空万里，即便冬天，一到中午太阳就热辣辣地刺在人脸上，故旧装头饰，无论老少额前都有一块遮阳布。瓜皮帽、纱帕外加遮阳布戴在头上，只要一弯身，很易掉落，实在不便。而“解放帽”轻便且可以遮阳，无形中成了理想的头饰，故为纳西族妇女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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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变迁，纳西族女人的审美观念、审美情趣也在变化。最显著者有二：一是注重形体美；二是趋向于热烈活泼的美的追求。前已述及，传统的纳西族服饰是讲究形体线条的，然而，至清代服饰改革后，露线条被认为“耻”，于是，以方块美代替了线条美，甚至连腰部也用重重相叠的女袄、坎肩皱褶所填满。显然，这是主流文化中消极部分的改造，乃至长时期以来，纳西族以女性露体态曲线为不雅。昔日，有的女性上学穿汉装，因怕露曲线而束胸者每有出现。今日，年轻一代纳西族女性则视方块为臃肿，视灰黑色为沉闷，于是，这些年来重新改革的民族服饰，突出了女性的线条美及色彩的鲜艳度，此变化正是这一审美观念的外化和物化。

丽江纳西族妇女服饰的变化，特别是头饰的变化过程：高髻（菱角状、或荷叶状、或尖形）——瓜皮帽——解放帽，折射了该地区历史的变迁：游牧迁徙、定居后的酋寨林立、本民族土酋统治、改土归流、融入祖国大家庭。

应说明的是，不同的纳西族地区有不同的服饰。清初的服饰改革只对丽江地区及中心地区起作用，一些边缘地区仍保存裙装，且线条分明，头饰也以大包头为主，颜色可红可黑。一些民族杂居区，民族文化的交汇现象在头饰、服饰上体现的很突出，如三坝、永宁、俄亚的纳西族服饰，纳西族、藏族文化元素相揉，但又各有差异：三坝纳西族妇女服饰，色彩相对深沉凝重，以黑、白为基色；永宁妇女服饰，传统上虽以蓝、黑、白为基调，却在头饰上增添进了鲜艳的粉红色；俄亚纳西族妇女服饰，衣饰近似白地，头饰则近似当地藏族头饰，色彩鲜艳，给人的是另一种活泼明快的审美感受。今天，这些地区的妇女服饰已呈现色彩绚丽多彩的局面，体现了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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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言之，传统服饰与时俱进的改良与创新乃大势所趋，然，任何改革与创新必须基于传统之上。只有根植于深厚的土壤中，深谙民众的审美需要，才能感应时代跳动的脉搏，从而推进民族服饰的创造性发展与创新性转化。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谈谈自己的观点：关于改良后的羊披形状，有学者认为像蛙形，系青蛙图腾的象征。对此笔者不敢认同。理由是：图腾的核心是原始氏族所崇拜的图腾，与本氏族有某种亲缘关系，或推至所崇拜的某种动植物或自然物，其显著标志是禁止同一图腾群体之间的相互通婚。据笔者所知，青蛙与纳西族先民之间尚无此种关系之神话传说，“巴格图”或“璧帕挂术”“盘祖莎美女神”等亦无此含义，且对被认为是蛙的“巴格图”中的“巴”，或“璧帕挂术”中的“巴”，究竟是否是蛙，学界还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经考证认为是龟。现行的“七星羊披”系清初“改土归流”以后才形成的，并非纳西族先民原有的形状，纳西族先民所披的羊披原型，至今还流传于白地、永宁等地区。至于与“七星羊披”相关的传说，那是后来者把以前某个相似的传说赋予现实内容，加以创新，慢慢流传下来的。

窃以为，“改流”后的这套服饰，设计者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既要符合“礼制”的规范，又要保留改革前的实用性。故在羊披的设计上，不排除将原有整个羊皮缩小，加以美化，去掉四肢，上部盖以长方形氆氇，内衬棉布，以适应纳西族妇女背物垫臂之需，同时，根据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开天辟地说，缀以七星（辟地七姐妹）和日、月（象征左阳右阴）；下部收为半圆形，羊尾巴部位设为小尖形（吸纳了“巴”之尾）。整体上设计为既美观，又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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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笔者对知名老歌手和耀淑之子和正钧的咨询，母亲给他讲授的纳西族传统调子中，对组成羊披的所有部件都有非常细致的描述。其中，对羊披的解释是：“披羊披是背着天（昩特叭叭），七星是表示辟地七姐妹（伞咪诗美黑）。”至于羊披是否蛙形，没谈，只是把它最下那点小尾说为“罢”，但未反映出崇拜之痕迹。笔者认为此调子的成型，不排除两种可能：或在改革当时作为思考内容入选设计依据，或在服饰成型后，纳西族民间根据本民族创世传说及东巴经内容加以解读，并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不断得以充实和完善。

另，纳西语“巴”（汉语拼音bā）是《巴格图》中的龟，“罢”（汉语拼音bà）是蛙，对此，笔者也咨询了和洁珍女士，她曾主持“抢救出版纳西族语言遗产系列丛书项目”，收集整理了流传于丽江一带的纳西族长调、短调、习俗歌、祭文、谜语、童谣、对联等大量传统文化资料，据她所经手、接触的这些资料，她认为，民间习俗中所运用的“巴”是《巴格图》中运化万物的龟，非一般理解的“罢”（蛙）。羊披的形状应为“巴”，非“罢”。

对整套服饰的解读，因时间和精力所限未能逐一涉及，盼后来者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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