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探物』“庄蹻王滇”的释读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对云南早期的社会状况做过一些描述， 但后世学者对于司马迁所记载的“庄蹻王滇”之事始终将信将疑。《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楚国的将军真的来到了滇池地区吗?是他建立了滇国吗?

时光的脚步轻快得让我们无法留意到她的离去。云南这个名字历来被当作“蛮荒之地”，我们熟知的“夜郎自大”这个成语的最早版本实际上是在滇王身上发生的事。面对汉武帝的使者，历史中的滇王尝羌不知天高地厚地提问：“汉与我孰大？”严肃的史官笔下，滇王仅在历史中露出过一鳞半爪，两千多年的时间迷雾更将他和他的王国遮盖得严丝合缝。

通过历代考古学家的工作，我们发现在云南出土的许多器物中，确实有部分楚风楚器的存在，但它们并不一定都是“庄蹻入滇”的产物。世所共知，楚国乃春秋、战国时最发达的南方第一大国，文化影响深远。汉文化就深受楚文化的影响，汉高祖刘邦的老家沛县，在秦一统天下以前就属于楚国的版图。刘邦本身也是一个深得楚文化精髓的人，他的两首传世歌辞《大风歌》《鸿鹄歌》都是典型的楚歌，所以我们不能在滇青铜文化中一见到楚风楚器，就认为与庄蹻入滇有关。在比较滇、楚青铜文化的时候，将共性都归之于“庄蹻入滇”，这从逻辑上说很不严密，文化的传播边界往往要越出我们的想象。滇、楚文化的沟通交流，由来已久，滇青铜文化中出现的楚文化因素不一定就是从楚地来，即使从楚地来也未必就是庄蹻所带来。当然，从滇、楚青铜文化的差异推论“庄蹻入滇”的虚假，也不够客观科学，毕竟目前我们所发现的，只是庞大历史之一角，窥斑见豹非全豹，而且司马迁史笔如椽，这样重大的事件应该不是凭空想象，所以真相如何，真是扑朔迷离。

目前对于“庄蹻入滇、王滇”的研究，分为两派，一种是坚决否定，另一种则是完全肯定，复杂的是，肯定者与否定者都找到了一些间接性的物证，但都无法说服对方。在考古无重大发现之前，这种争执看来是要一直延续下去了。

滇、楚两地风俗上差别很大，楚人崇凤贬龙而贱虎，但在滇国，虎被视为威严、权力的标志，龙凤则是西汉后才接受的中原文化的影响，与楚文化的距离颇大。如果说庄蹻“变服从其俗”，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本来面目，那么庄蹻带来的楚国的文字呢？不会说庄蹻的部队都不使用文字吧！这种文化的传承竟然在今天我们考古发现的滇王墓里毫无踪影，滇王使用的还是一种原始的“图画文字”。庄蹻部队带来的楚式兵器呢？它们不会全部被回炉重铸吧。楚国青铜器中最具特色的铜敦，在成千上万的云南青铜器中竟无一见，更不用说楚青铜器的组合方式与滇青铜器之间的巨大鸿沟。从滇青铜文化墓葬遗址出土的文物来看，楚人入滇，不可否认；庄蹻入滇，事待考证；而庄蹻王滇，可能性甚微。滇国及滇王，其主体应该还是土著民族。

滇国的强盛是战国晚期的事情。在春秋战国时期西北氐羌民族南下的大背景之下，偏居滇池一隅的稻作民族——滇人也受到了滇西游牧民族劫掠的冲击。滇王族适时崛起，吸收了外来的先进文化，从一个典型的稻作民族变成了一个具有高度战斗力的农牧兼备的民族，西汉时期，统一滇池周边乃至滇中地区，从而称王称霸。

考古发现的滇青铜文化与楚文化分属不同的两种类型。我国著名的青铜器研究专家朱凤翰先生也认为：“滇池类型青铜文化来源，一说即是楚将庄蹻带来的楚文化，或说是与四川巴蜀有关系，迄今尚无定论。但从滇池器物之造型、纹饰及组合等各方面情况看，实与楚器有一定差异，虽与巴蜀铜器有某些联系，但其地方特色很浓厚。”他强调了滇青铜文化的“原生”性质，同时还指出昆明西山小邑村遗址出土的铜器“可能是滇池区域青铜器的早期类型”。这是客观的结论。外来影响不可否认，但适合的“土壤”才是滇文化孕育、诞生、发展并走向辉煌的决定性因素。

滇、楚之间确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我们在滇池区域出土的上万件文物中迄今未发现“庄蹻王滇”的确证，但一些文物仍然隐晦地向我们透露出滇、楚文化交流的信息。童恩正先生曾撰《从出土文物看楚文化与南方诸民族的关系》一文予以阐释。滇青铜器图像中的一件鹿形怪兽图案可以作为一种补证。这种鹿形怪兽或许就是“飞廉”。“飞廉”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风神”，《三辅黄图》称其形状“鹿身、雀头、有角、蛇尾、豹文，能致风呼号也”。《楚辞·离骚》记载“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证明它与楚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湖北随县曾侯乙墓葬中出土的马面胄上曾发现过类似的“水鹿”图案。它以飞奔的姿态(风神)变成了一种引魂升天、化生的文化象征。楚墓中常见的镇墓神兽，许多造型都头戴鹿角，它们或多或少都与“飞廉”有一定的渊源。

此外，楚文化中的“鸟—蛇”组合，在滇青铜器中屡见不鲜。云南最著名的青铜器——牛虎铜案(实为牛虎铜俎)以动物躯干为主体的结构形式与湖北九连墩青铜俎的造型有类似之处，包括葫芦笙在滇地的流传，多种现象表明了滇、楚之间文化的共性，但是否可以确定是庄蹻入滇带来的，我们认为这还需要更关键、更直接的证据来支持，目前还是以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待比较合适。史书对庄蹻入滇的记载，本身也是滇楚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古人喜欢为自己寻找声名显著的远祖，云南人也一样，《爨龙颜碑》就记载:“辉耀西岳，霸王郢楚。子文铭德于春秋，班朗绍踪于季叶。”自称是楚国令尹子文的后代而宋代《太平寰宇记·四夷》也记载:“（西洱河）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擅一州，不相统属。自云先本汉人，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庄蹻之余种也。”直至清代，檀萃的《诏史补》还记载“滇濮之蛮，皆熊堪之后”。这些记载虽然丰富，但真实性很值得怀疑，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这种将远祖追溯到春秋战国的楚国名人身上的行为，更大的可能只是为自己打造一块“金字招牌”，不足为据。

对这种历史现象，就像波斯史学家拉施特丁在《史集》中说过的那样:“由于塔塔儿人非常‘伟大’和受到尊敬，其他非塔塔儿人各氏族也以塔塔儿人的名字为世所知，尽管种族的名称不同，现今都被称为塔塔儿人，由于把自己列入塔塔儿人之中，并以塔塔儿人的名字见称于世，因而自己也觉得居于‘伟大’和可敬的地位。”

“庄蹻入滇”不仅是一个历史课题，更是一个考古课题，在史书记载中因“层层累叠”而模糊不清，目前考古材料又无确切实证的情况下，对其真伪判断不应急于下结论。我们应从已掌握的材料出发，实事求是，解决一些目前可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因为“先天不足”，解决“庄蹻入滇”真伪问题的时机还未完全成熟，“庄蹻入滇”课题的研究反而不应该集中在“庄礄入滇”本身，而是与之相关的，并已经得到考古学材料支撑的一系列子课题，最终的结论还要等考古新发现来证明。

在历史记载和已知的考古材料不能充分说明问题的情况下，采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成果来参与“庄蹻入滇”课题的研究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就像金正耀、李晓岑等通过铅同位素考古研究，证明商代青铜矿料部分来自云南东北部一样，科学的数据比“可能”“疑似”的推理更有说服力。我们可以采用科技考古的方法，对滇、楚两地出土的器物进行一些材料、工艺方面的分析，从原材料来源、生产工艺、技术风格等层面证明两者之间有无密切联系，相信随着数据库的建立、充实，一些“或然”的结论会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这是“庄蹻入滇”课题研究的新方向，也是最可能取得突破的方向。